1981年深秋，上海一所高校的公告栏贴出噩耗：退休教师黄平病逝。这则毫不起眼的讣告，很快被岁月的尘埃覆盖，却在少数老同志心里掀起涟漪——“那位黄老师，当年可是中央来的。”低低一句议论，宛如拨开帷幕的微风，把人带回半个多世纪前的风雨岁月。
1901年，清光绪二十七年，汉口江岸尚弥漫商埠的煤烟。黄平就出生在这里，祖籍广东。家境清寒，父亲靠给洋行搬运货物糊口。少年黄平聪明伶俐，常在书摊前流连，靠抄书练字换几枚铜板贴补家用。鄂汉激流与南海商人气质混合，让他天生多了股闯劲。
五四之火在1919年点燃，新思潮沿江而下。17岁的黄平第一次听说“布尔什维克”，心里既好奇又激动。那年冬天，经同学介绍，他考入莫斯科东方大学，这一步改变了他的一生。火车驶过西伯利亚，他在灰暗车厢里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夜车灯光晃动，字句跃动，像火种钻进他的心。
苏俄的红场比想象中冷，但辩论的教室炽热。黄平接受马克思主义，192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与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一同聆听革命理论。留学期满，他奉命回国，先在上海编辑地下刊物，后赴广州主持交通联络，代号“树人”。电话线、密写药、水路接头，他摸得门儿清，成了组织里少见的“交通专家”。
1927年大分裂后，白区工作凶险骤增。一次赴香港传递文件，他与接头人只用了“昨夜月色好”作为暗号，便在酒肆里交换情报。那几年，他为南方各支红色力量输送过大批经费与药品；每条安全路线都是探路者的鲜血丈量出来的。组织内部评价他：谨慎、机警，可靠。
然而巨浪拍岸，总有破防。1932年冬，上海公共租界陷入特务云网。一桩误会暴露了几处联络站，黄平在法租界被捕。伪装身份被戳破后，他与处长面对面。刑讯室里灯影摇晃，那人冷冷一句：“说，还是不说？”黄平沉默，额头渗血。三昼夜后，他崩溃了。1933年春，他签字“自新”，提供联络点名单。随后，同伴多人被捕，几名骨干当街被枪决。组织电令：“黄平叛。”短短两字，形同判决。
逃出囹圄的黄平漂到香港，又辗转上海。国民政府没给官职，只答应“自谋生”。他教课、翻译，收入勉强糊口。沪上弄堂里，霓虹闪烁，黄平总是一身旧呢子大衣，神情惶惶。深夜回家，他常对着昏黄台灯发呆。痛悔与恐惧交织，像海潮反复拍打心岸，他却无处诉说。
抗战爆发，他曾试图为难民募捐，却刻意隐匿身份。到1945年抗战胜利，他已是谢顶中年。内战硝烟起，他在课堂上讲解列文生《经济原理》，突然停顿：黑板上粉笔抖出一句“世界从来不是静止的”。学生们不解，他却收起粉笔，喃喃自语：“要变了。”
1949年5月27日黄昏，解放军三野先头部队进入上海。街口的八面红旗，令黄平心跳如鼓。夜里，他翻出昔日在苏俄的学生证件，封尘已久的党证映入眼帘。次日清晨，他到西藏路一处接收办事处排队自首。登记官抬头问：“悔吗？”他低声答：“悔，也盼补过。”
上海市委很快组成联合审查小组。卷宗摞在桌面，黄平供述详尽，不推诿，也不狡辩。依照中央《处理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分子原则》，他被撤销一切党内外历史职务，保留人身自由，安置劳动。鉴于早年贡献且无重大劣迹，1952年，经批准，他到市郊一所中学教授俄语和历史，月薪94元。那年他51岁，再无仕途可言，却得以继续书卷为伴。
教室里，他讲十月革命，也讲《资治通鉴》。偶尔提到“怎样撑过漫长黑夜”，学生不明就里，只当是老师的修辞。课后，他独坐讲台改作业，写得很慢，像在替自己补考。有人回忆，黄老师每逢清明便郁郁寡欢，一次酒后喃喃：“我欠他们的，只能用余生一点点还。”
1966年风暴骤起，批斗场上他戴高帽挨批，罪名是“叛徒”。年过花甲的身影被人推搡，却始终沉默。若干知情老同志出面证明他已受过组织处理，才免于更深追究。动乱散去，他重返讲台，喑哑嗓音里多了沙砾，但课堂依旧坐满旁听者。学生们感兴趣的不只课本，还有那位看似清淡实则曲折的老人。
进入1978年，全国拨乱反正。有关部门重审旧案，确认黄平无反革命犯罪，恢复公民应享权利。有人为他鸣不平，他却摆手：“算了吧，让我继续上课。”学校把他调去资料室，他如获至宝，每天埋首分类俄文原版书。有人惊讶他淡泊名利，他笑言：“书不会逼供，翻开它们，心就不疼。”
1981年10月，黄平积劳成疾，病逝于市六院，终年80岁。告别仪式简单，黑框遗像里，他戴一副旧圆形眼镜，眼神温和。挽联只八个字：生不逢时，死而无憾。挽联作者未署名，据说是当年从战火中走出的老战友。
回顾黄平的一生，不可否认，他曾在风口浪尖作出背叛，也曾在短暂的星辉里闪耀。但在枪炮与刑具之外，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交错缠绕。他在20多岁写下誓言，又在30多岁撕毁誓言；之后的半生，他用粉笔一点点弥补裂痕。历史不会遗忘，也不轻易宽恕，它只记录——记录那些曾经鲜红、后来暗淡、最终归于平凡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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